长江是我国第一长河，水系覆盖 11 个省（市），水生生物资源丰富，是我国淡水渔业基因库与流域生态安全屏障。长期高强度捕捞、航运开发、岸线侵占、污水排放等多重压力叠加，导致长江渔业资源枯竭、生物多样性锐减、水域ECO退化。2020 年 1 月 1 日起，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真正开始启动为期十年禁捕退捕政策，拉开长江系统性生态修复大幕。截至政策稳步推进第六年，禁渔制度落地、渔民安置转产、水生生物恢复、流域综合治理等多维度取得阶段性亮眼成果，但同时面临长效监管难、产业转型阵痛、生态修复不均衡、协同治理机制不完善等现实难题。本文系统梳理十年禁渔实施以来核心建设成效，深度剖析现存矛盾与制约因素，并从法治完善、产业重构、科技赋能、跨区域协同、生态补偿多元化等角度提出可持续优化路径，为长江流域永续发展提供理论参考。

  长江流域横跨我国东中西部，干支流通江达海，承载着全国约 40% 人口、35% 耕地，贡献超 40% 经济总量，既是黄金经济水道，也是天然淡水生态廊道。历史上长江四大家鱼、胭脂鱼、中华鲟、长江江豚等特有水生生物种群繁盛，天然渔业产量长期支撑沿江数千万渔民生计。

  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，机动渔船普及、密眼网具、电毒炸非法捕捞泛滥，加上水利枢纽阻隔洄游通道、沿江工业与生活垃圾污水直排、采砂无序作业、围湖造田侵占湿地等人为扰动，长江水生生态遭遇系统性重创。监测多个方面数据显示，长江四大家鱼天然鱼苗资源量较上世纪 60 年代衰减超 90%；“长江女神” 白鱀豚功能性灭绝，白鲟宣告灭绝，长江江豚仅剩千余头，多个特有鱼类濒临野外绝迹；渔业捕捞 “无鱼可捕” 恶性循环显现，传统渔民捕捞收入断崖式下滑，水域生态承载力逼近极限。

  为扭转长江生态不可逆衰退趋势，农业农村部、生态环境部、水利部等多部门联合出台方案，明确自 2020 年 1 月 1 日零时起，长江干流、重要支流、大型通江湖泊（鄱阳湖、洞庭湖等）、河口保护区等重点水域，全面禁止生产性捕捞，暂定禁捕周期十年。十年禁渔不是简单 “一刀切” 禁止捕鱼，而是集生态修复、渔民安置、产业升级、流域协同治理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国策，是长江大保护标志性工程。时至今日，禁渔周期过半，复盘建设成果、正视现存短板、谋划后半程长效机制，具备极强现实意义与长远战略价值。

  禁渔最直接、最核心的目标是休养生息水生生物资源，经过多年全域禁捕管控，长江鱼类资源衰退态势得到根本性遏制，多项监测指标持续向好。

  长江干流、两湖水域四大家鱼繁殖群体规模逐年回升，天然鱼苗发生量连续多年稳步增长，往年少见的大鱼、成鱼频繁现身江面。多地渔政监测站点多个方面数据显示，2025 年长江干流鱼类捕捞监测样本中，个体重量、年龄结构明显优化，低龄小鱼占比下降，高龄成熟亲鱼数量增多，鱼类种群自然繁殖能力恢复，渔业资源种群结构由 “小型化、低龄化” 反向调整。

  长江江豚是长江水生生态指示物种，其种群数量变化直接反映水域健康程度。2022 年长江全流域江豚科考结果为，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 1249 头，较禁渔前实现连续多年稳增长；鄱阳湖、洞庭湖、宜昌江段、安庆江段频繁出现十头以上江豚集群觅食、繁育场景，多地市民、摄影师常态化拍到江豚跃水画面。

  绝迹多年的胭脂鱼、长吻鮠、鳤鱼等珍稀土著鱼类重新现身监测网；中华鲟人工繁育个体野外放归后多次监测到洄游个体，野外自然繁殖实验持续推进；曾经近乎消失的刀鱼、鲥鱼（人工保种）、暗纹东方鲀等洄游鱼类活动范围持续扩大。

  过度捕捞导致顶级肉食性鱼类缺失，小型杂鱼、底栖生物过度繁殖，水体富营养化加剧。禁渔后肉食性、掠食性鱼类种群恢复，形成自上而下的种群制衡关系，浮游生物、底栖生物群落结构趋于稳定，湖泊蓝藻水华发生频次、覆盖面积逐年减少，江河湖泊水体透明度稳步提升，水生植物、沉水植被大面积复苏，完整淡水生态食物链重新构建。

  十年禁渔落地初期最大难点在于点多、线长、面广，长江干流绵延 6300 余公里，支流密布、湖汊交错，偷捕隐蔽性极强。经过多年体系搭建，立体化监管网络全面建成。

  沿江 11 省市组建专职渔政执法队伍，整合海事、公安、水利、交通、沿江乡镇基层网格员力量，建立联合执法专班；全域布设高清岸线监控摄像头、雷达监测站、水下声呐探测设备、无人机巡航系统，重点港湾、隐蔽回水湾、支流河口实现 24 小时不间断智能巡查，夜间偷捕、隐蔽网具布设无处藏身。

  持续开展 “清江行动”“渔政亮剑” 专项整治，严厉打击电鱼、毒鱼、炸鱼、地笼网、绝户网、可视锚鱼等禁用捕捞方式，斩断非法渔获收购、运输、加工、线上线下销售完整黑色产业链。司法层面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立案数量逐年回落，存量违法存量清零，新增偷捕案件一下子就下降，沿江 “捕、运、销” 一条龙黑色产业基本瓦解。

  沿江村镇设立禁渔宣传员、民间护鱼志愿队、江豚保护协会、渔民巡护队，大量退捕上岸老渔民凭借熟悉水域优势，转身成为水域生态管护员；短视频平台、本地自媒体常态化曝光非法捕捞行为，群众举报奖励机制落地，全民监督格局成型，“不敢捕、不能捕、不想捕” 的法治意识深入人心。

  十年禁渔涉及沿江十万余艘渔船拆解、近 28 万传统渔民退捕上岸，生态保护不能牺牲一代人生计，退捕渔民安置是政策能否平稳落地的民生关键。

  按照渔船评估、网具折价、捕捞权回收标准，中央财政联合地方配套资金一次性足额发放补偿款，所有在册持证渔船全部拆解上岸，无新增无证渔船继续作业历史遗留问题，补偿资金发放全程公示、审计监督，杜绝截留克扣，渔民短期经济损失得到足额弥补。

  针对世代水上作业、缺乏陆上技能的中老年渔民，政府免费开展水产养殖、物流运输、船舶维修、园林绿化、安保保洁、生态巡护等定向技能培训；优先推荐渔民入职渔政管护、景区船工、湿地公园管护、沿江环卫等公益性岗位。年轻渔民定向推荐至沿江港口物流、水产加工公司就业；鼓励有经营能力渔民转型生态养殖、休闲垂钓、渔家乐、江豚观光旅游。

  所有退捕上岸渔民全员纳入城镇和乡村居民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体系，大龄无劳动能力渔民落实低保、特困救助、临时生活补助；沿江多地设立渔民创业贴息贷款、小微经营扶持资金，扶持渔民自主创业。多个方面数据显示，全国退捕渔民转产就业率稳定在 99% 以上，无大规模返捕、群体性事件，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稳定双赢。

  十年禁渔并非单一禁捕，而是同步配套系统性生态修复工程，形成 “禁捕 + 修复 + 治理” 组合方案。

  长江各江段、两湖流域每年科学开展土著鱼类增殖放流，严格筛选四大家鱼、胭脂鱼、圆口铜鱼等本土原种鱼苗，杜绝外来入侵物种投放，每年放流鱼苗数十亿尾，定向补充野生种群基数，弥补水利枢纽阻隔造成的自然繁殖缺口。

  葛洲坝、三峡等梯级枢纽陆续修建鱼类洄游通道、生态鱼道，开展生态调度试验，人为模拟自然洪峰水流，刺激四大家鱼自然产卵；沿江拆除小水电、矮坝等阻隔性小型水利设施，连通碎片化水系，恢复鱼类洄游迁徙路径。

  长江十年禁渔同步衔接长江经济带污染防治攻坚战，沿江化工企业搬迁入园、排污口规范化整治、城镇污水管网全覆盖、农业面源污染管控同步落地；拆除沿江非法砂石码头、排污口、围堤围垸，修复滨江湿地、消落带植被，硬质水泥堤岸改造为生态自然岸线，湿地候鸟栖息地同步恢复，水陆统筹生态治理格局成型。

  长久以来沿江部分村镇过度依赖天然捕捞、粗放水产养殖，产业附加值极低。禁渔政策倒逼沿江地区摆脱资源掠夺型发展老路，重构沿江产业布局。

  传统天然捕捞产业全面退出后，生态池塘养殖、循环水工厂化养殖、稻渔综合种养等绿色水产养殖规模化扩张；长江江豚观光、滨江生态文旅、渔文化博物馆、水乡民俗旅游快速兴起；沿江淘汰高污染小化工、散乱采砂作坊，临港高端装备制造、港口物流、绿色航运、生态康养等低碳产业落地。长江经济带发展逻辑从 “向江河索取资源” 转向 “守护生态换取长期生态红利”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开始落地。

  禁渔取得阶段性成效毋庸置疑，但十年周期过半，后半程长效治理难题逐步凸显，多重结构性矛盾无法短期化解。

  长江干流主城区、重点湖泊执法力量充足，但数千条次级支流、乡村小河汊、跨省交界水域、偏远山区溪流点多线长，执法船只难以抵达，小型橡皮艇、隐蔽地笼、夜间单人偷捕具备极强流动性；智能化监控设备铺设、运维、电力、网络投入持续增加，基层渔政执法人员编制不足、经费逐年承压。

  跨省交界水域有可能会出现 “监管真空”，上游属地执法，偷捕船只向下游逃窜，跨区域联合执法协调流程繁琐，零星分散式小型偷捕难以彻底根除。同时可视锚鱼、路亚非法钓捕等新型休闲违规捕捞方式不断翻新，执法界定、取证、处罚难度持续加大。

  渔民转产就业呈现明显年龄分层：45 岁以下年轻渔民学习能力强，容易融入陆上二三产业，收入实现稳步提升；55 岁以上世代打鱼中老年渔民，常年水上生活，缺乏陆地劳作技能、不会使用智能手机，体力衰退无法从事重体力工作，公益性岗位薪资偏低，自主创业风险高、抗风险能力弱。

  部分渔民一次性补偿款消耗完毕后，收入来源单一，存在隐性返捕冲动；沿江渔村传统捕捞文化消失，渔村空心化、人口外流问题显现，渔村乡土振兴缺乏产业支撑。

  三峡、葛洲坝等大型水利枢纽彻底阻断中华鲟、胭脂鱼等洄游鱼类传统产卵通道，即便全面禁捕，洄游性鱼类自然繁殖恢复周期长达数十年，十年禁渔只能缓解种群衰退，无法彻底扭转物种濒危局面。

  长江干流城区江段管控严格，生态恢复效果肉眼可见；偏远支流、内陆小型通江湖泊存在周边村镇生活排污、围网养殖残留、小微采砂扰动叠加，鱼类恢复速度远慢于干流；水体富营养化、底泥污染历史遗留问题积累数十年，仅靠禁捕无法彻底根治。

  部分地方存在放流品种同质化、重数量轻质量上的问题，人工繁育鱼苗野外生存能力弱，放流存活率偏低；外来杂交鱼苗无序投放，存在稀释野生土著鱼类基因纯度的潜在风险。

  全面禁止生产性捕捞不等于全面禁止垂钓，农业农村部划定合规休闲垂钓边界，但基层落地执行争议突出。一方面，大量垂钓爱好者集中扎堆江段垂钓，一人多竿、长线多钩、钓获过量、售卖渔获等变相经营性垂钓屡禁不止；另一方面，一刀切全域禁钓容易引发群众抵触，合规垂钓、生态垂钓、限额垂钓的分区划分、钓点规划、人数管控、渔获限额执行难度极大。垂钓人群分散、流动性强，监管人力有限，成为基层禁渔治理新难点。

  长江横贯多省，上下游、左右岸、干支流分属不同行政区，生态保护投入成本集中在上游生态保护区，水质改善、生物恢复红利由全流域共享，但横向生态补偿资金流转机制尚不健全。上游省份投入大量资金修复水域、关停污染企业、限制开发强度，地方经济发展受限，生态保护投入难以获得对等经济补偿，地方长期保护积极性容易衰减。

  流域水资源调度、渔业监测、污染联防联控、执法联动分属水利、农业农村、生态环境、交通多部门，部门间数据不互通、权责交叉重叠，多头管理、重复执法或监管缺位并存，一体化流域统筹治理效率有待提升。

  沿江文旅、生态养殖、渔文化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，多数村镇停留在简单农家乐、观光游船初级业态，产业链短、附加值低、季节性强，无法大规模吸纳上岸渔民稳定就业；生态碳汇、水资源生态价值、生物多样性价值核算体系尚未完全落地，长江优质生态资源难以量化变现，“绿水青山” 稳定转化为 “金山银山” 的通道尚不顺畅。

  十年禁渔前半程以 “关停、禁捕、安置” 刚性管控为主，后半程必须转向 “法治固化、科技赋能、产业造血、协同共治、多元补偿” 长效运营模式，实现生态保护常态化、民生稳定可持续、流域发展绿色化。

  持续升级岸线雷达、水下声呐、无人机集群、AI 智能识别监控系统，对支流小河、交界水域增设移动巡查点位；搭建全国长江禁渔一体化大数据平台，渔政、公安、海事、乡镇网格员数据实时互通，偷捕船只轨迹自动追踪、跨区域一键移交执法，解决交界监管盲区。

  干流核心保护区严格全域禁捕；近郊休闲河段划定合规垂钓专区，实行一人一竿、限额钓获、实名登记、禁止售卖渔获制度；偏远支流推行 “专职执法 + 民间护渔队 + 渔民巡护员” 网格化分片包干，把上岸老渔民生态管护力量常态化固定下来。

  针对可视锚鱼、多线多钩、直播捕捞带货等新业态出台清晰执法界定标准，线上平台同步封禁非法渔获直播售卖账号，线上线下同步斩断黑色产业链。

  对中老年渔民延长公益性生态管护岗位聘用期限，稳步提升岗位薪资标准，叠加养老保险倾斜补贴；对中年渔民重点扶持稻渔种养、生态养殖合作社，提供长期技术指导和低息创业贷款；年轻渔民定向对接临港产业、文旅企业订单式就业培训，鼓励异地务工、灵活就业。

  依托沿江老渔村、渔港旧址打造渔文化特色小镇、长江渔俗博物馆、江豚研学基地，开发沉浸式水乡体验、生态观豚旅游，吸纳本地渔民从事导游、船工、民宿经营，盘活闲置渔村房屋、码头资源，实现渔村产业内生造血，从 “安置渔民” 转向 “富裕渔村”。

  建立长江土著鱼类种质资源库，优先选用野生原种繁育鱼苗，严格评估放流水域生态承载力，分江段、分季节差异化投放，同步监测放流鱼苗存活率、野外繁育情况；建立放流后长期跟踪评估机制，杜绝盲目量化放流。

  稳步扩容生态鱼道、鱼类增殖站规模，常态化开展梯级水库联合生态调度，模拟自然径流脉冲，保障洄游鱼类产卵水流条件；有序拆除小型阻隔坝体，连通碎片化湿地水系，修复江湖连通性。

  禁渔不能替代水污染治理，持续推进沿江排污口整治、农业化肥农药减量、养殖尾水达标排放，同步修复消落带、滨江湿地植被，从水质、底栖生物、水生植被全链条恢复水域完整生态系统。

  打破省市行政区划壁垒，建立长江流域一体化禁渔与生态保护联席会议制度，统一执法标准、监测标准、调度规则，多部门数据共享、联合巡查、联合办案，消除多头管理矛盾。

  建立长江上下游水质、生物多样性量化考核体系，下游受益省市向上游生态保护省市拨付常态化生态补偿资金；将生物多样性保护、江豚栖息地管护纳入生态补偿考核指标，让保护者合理分享生态红利，调动地方长期保护积极性。

  十年禁渔是阶段性应急修复政策，十年期满后不能简单 “一刀切” 解禁捕捞。应当将长江干流核心保护区、珍稀水生生物栖息地永久划为禁捕区，永久禁止生产性捕捞；支流、通江湖泊根据鱼类资源恢复监测数据，科学划定限额特许捕捞、季节性捕捞、生态养殖分区，实施可持续配额捕捞制度，依托渔业资源监测数据动态调整捕捞额度，实现 “休养生息 — 可持续利用” 良性循环。

  同步修订渔业法、长江保护法配套实施细则，把智慧监管、生态补偿、增殖放流、垂钓管控等成熟实践写入地方性法规，依靠刚性法治保障长江水生生态长期稳定。

  全力发展不破坏野生资源的绿色水产产业：工厂化循环水养殖、集装箱水产养殖、稻虾、稻鱼综合种养规模化推广，替代天然野生捕捞供给水产品市场；大力发展观豚生态旅游、滨江绿色康养、水上低碳航运、湿地碳汇交易等新业态。

  开展长江生物多样性价值、水资源生态价值核算试点，将优良水质、江豚种群、原生鱼类等生态资源转化为可交易、可变现的生态资产，真正的完成 “保护长江就是发展经济”，让流域沿线群众持续共享长江大保护长期红利。

  长江十年禁渔实施至今，用短短数年时间扭转了数十年水生生态持续衰退的颓势，江豚归来、鱼群复现、岸线复绿、渔民安居，一系列实打实的生态与民生成果，印证了这项重大生态国策的科学性与必要性。但我们一定要清醒认识到，十年禁渔只是长江生态修复的起点，而非终点。鱼类种群恢复、ECO重构、流域产业转型都需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持续投入，十年周期仅能完成基础修复。

  后半程长江禁渔工作，不能停留在简单 “管住不捕鱼” 的浅层治理，要跳出 “禁渔单一视角”，融入长江经济带高水平发展全局，统筹生态保护、民生保障、区域协同、产业升级多重目标。依靠科学技术筑牢监管底线、依靠产业夯实民生根基、依靠协同破解治理壁垒、依靠法治固化保护成果，逐步构建起长江流域永续保护长效机制。

  守护一江碧水东流，不仅是守护千万年自然演化形成的淡水生态宝库，更是保障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基石。长江十年禁渔积累的治理经验，也将为全国大江大河生态修复、流域综合治理提供可复制、可推广的中国方案，让母亲河持续造福沿江亿万人民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长远愿景。

  （本文原创作者程帆，系本刊特约研究员，教授；海洋，系本刊特约评论员，高级记者）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加多